康乾盛世，这个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最后的辉煌，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持续长达一百三十四年。在这段岁月里，清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国力强盛，社会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人口数量大幅度增长，创造的财富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康熙皇帝年少登基，智擒鳌拜，随后平定三藩、、亲征噶尔丹，有力地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为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雍正帝即位后，锐意改革，推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等政策，极大地整顿了吏治，充实了国库，使得清朝的统治更加稳固；到了乾隆时期，清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配水平，人口从 1.6 亿激增至 3 亿，中国人口一度达到世界人口的 30%，国民生产总值远超世界上其他几个国家 ，“康乾盛世” 迎来了它的巅峰时刻。
然而，表面的繁荣昌盛之下，实则暗流涌动。乾隆帝在其漫长的统治后期，一系列决策和行为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为清朝的衰落埋下了隐患。这样一些问题如同隐藏在大厦根基处的蛀虫，跟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侵蚀着这个庞大帝国的根基，使得清朝在他之后迅速走向了下坡路。
和珅，无疑是乾隆时期腐败现象的典型代表。他出身贫寒，却凭借自身的聪明才智和对乾隆喜好的精准把握，迅速在官场中崭露头角。和珅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熟读四书五经 ，在乾隆面前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华，深得乾隆的赏识与信任。从乾隆四十年（1775 年）开始，和珅的仕途一路扶摇直上，短短几年间，便从一个普通侍卫晋升为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等要职，成为了乾隆身边的大红人。
然而，随着权力的不断膨胀，和珅的贪欲也日渐增长。他利用自己在朝中的显赫地位，大肆收受贿赂、侵吞公款、卖官鬻爵，疯狂聚敛财富。各地官员为了讨好和珅，纷纷向他献上大量的金银财宝、奇珍异宝，而和珅则来者不拒，甚至主动索贿。他的府邸奢华无比，堪比皇宫，家中所藏的珍宝数量之多、价值之高，令人瞠目结舌。据记载，和珅被抄家时，其财产总值高达八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十五年的财政收入 ，这一数字充分彰显了他的贪婪程度。
和珅善于揣摩乾隆皇帝的心思，能够很好的满足乾隆皇帝的各种私欲，如乾隆皇帝喜爱奢华的生活，和珅便想尽办法为他搜罗各种奇珍异宝，组织各种奢华的活动，让乾隆皇帝享受到了极致的物质享受。因此，乾隆皇帝对和珅的贪腐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在某一些程度上，将和珅视为自己的 “钱袋子”，默许他的贪腐行为。
除了和珅的个人贪腐行为外，乾隆时期卖官鬻爵现象的盛行，更是对官僚体系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在乾隆统治后期，由于政治腐败、财政支出庞大等原因，清政府开始公开卖官鬻爵，以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这种行为使得官职成为了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有钱之人只要花费一定的钱财，就可以买到相应的官职，而无需考虑其才能和品德。
卖官鬻爵现象的盛行，导致了官员素质的急剧下降。许多通过花钱买官的人，根本不具备治理国家和管理地方的能力，他们上任后，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以收回自己买官的成本并获取更多的利益，而对百姓的疾苦却漠不关心。这些官员在其位不谋其政，使得政府的各项政策没办法得到有效的执行，社会秩序陷入混乱。
乾隆皇帝的奢侈生活在历史上可谓是声名远扬，他的种种行为极大地消耗了国库财富，使清朝的财政陷入了困境。乾隆一生好大喜功，热衷于举办各种盛大的庆典活动，以彰显自己的功绩和统治的辉煌。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他的六次南巡。
乾隆南巡的规模之大、耗费之巨，令人咋舌。每次南巡，随行人员多达 2500 余人 ，包括王公大臣、章京侍卫、兵丁等。为了确认和保证南巡的顺利进行，朝廷需要提前一年进行周密的准备，对路线进行详细勘察，修整道路，搭建桥梁，征用大量的民船和劳动力。沿途的地方官员为了讨好乾隆皇帝，更是不惜耗费巨资，对行宫进行豪华装修，准备各种珍馐美馔，提供各种娱乐活动。据记载，乾隆南巡的饮食标准极高，每天的花费高达三万多两银子 ，一个月的伙食费就抵得上两个穷省的赋税。此外，乾隆还喜欢收集各种珍稀宝物，对江南的园林建筑情有独钟，他下令在沿途修建了许多行宫和园林，这些建筑的建造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除了南巡之外，乾隆还大兴土木，建造了许多华丽的宫殿和园林。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承德避暑山庄和北京的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是乾隆皇帝为了避暑和处理政务而修建的，占地面积达 564 万平方米，拥有宫殿、楼阁、亭台、庙宇等各种建筑，其建筑风格融合了江南水乡和北方草原的特色，堪称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的杰作。圆明园则是乾隆皇帝的私人园林，占地面积达 350 多公顷，园内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和奇花异草，建筑风格中西合璧，被誉为 “万园之园”。这些宫殿和园林的建造耗费了巨额的资金，使得百姓疲惫不堪。据估算，修建圆明园的费用高达白银 2 亿两以上 ，这还不包括后续的维护和修缮费用。而这些费用最终都转嫁到了百姓身上，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乾隆皇帝的奢侈生活使得国库财富迅速消耗，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在乾隆初期，户部库银大约为 3000 万两左右，但到了乾隆后期，虽然国库仍保持盈余，但存银数量已经大幅度减少。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国库存银达到八千一百多万两的最高峰，但此后便逐渐下降，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 年），存银仍能保持接近七千万两的高水平，但这已经是在和珅等大臣的极力维持下才得以实现的。而到了嘉庆初年，由于白莲教起义的爆发，清廷为了起义，耗费了过亿的军费，几乎耗尽了乾隆朝积累的财富，国库存银急剧减少，到了嘉庆三年（1798 年），国库存银只剩下 1946 万两 。乾隆皇帝的奢侈之风不仅导致了财政亏空，也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使得百姓生活困苦，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在乾隆时期，土地兼并现象日益加剧，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隐患。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的势力不断壮大，他们通过种种手段大量兼并土地，使得大量农民失去了土地，沦为佃户或流民，生活陷入了困境。
乾隆初期，就有官员上疏指出土地兼并的问题。漕运总督杨锡绂曾奏道：“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 这表明当时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土地集中到了富户手中。而到了乾隆末年，情况更严重，有人记录说：“（如今）占田者十无一二，佃田者十之四五，而无田可耕者十之三四。” 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不到十分之一二的人占有了大量的田地，而其余十分之八九的人则面临着无田可耕或只能佃田为生的困境。
土地兼并的方式多种多样，官僚、地主、商人等都去参加了。官僚们利用自己的职权和财富，在任时兼并土地，解职之后，也各以剥削所得回乡兼并。例如，军机大臣和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拥有田八千顷，甚至连他的奴仆中也有人占田六百多顷。商人、富户则凭借着雄厚的资金，大肆购买土地。有官员曾上疏奏言：“近日富商大贾，挟其重资多买田地，或数十顷，或数百顷。” 此外，灾年也是土地兼并的高峰期，地主、商人往往会趁机低价收购农民的土地。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河南大灾，山西的商人、地主便闻风赶去，“举放利贷，借此准折地亩”，许多农民为生存，不得不将自己的土地抵押给他们，最终失去了土地。
在土地兼并的浪潮下，农民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沦为佃户，遭受地主的残酷剥削。他们不仅要向地主缴纳高额的地租，还要承担各种繁重的劳役和赋税。据记载，当时的地租一般占农民收成的一半以上，甚至有些地方高达七八成。除了地租之外，农民还要缴纳各种名目的赋税，如田赋、丁税、杂税等，这些赋税的负担沉重，使得农民的生活苦不堪言。此外，农民还要面临自然灾害、疾病等各种风险，一旦遭遇这一些状况，他们往往会陷入绝境，不得不卖儿卖女，甚至饿死街头。
土地兼并的加剧也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对现状不满，他们的反抗情绪日益高涨，为社会动荡埋下了伏笔。在乾隆后期，各地农民起义频繁爆发，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白莲教起义。白莲教是明清时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它以 “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 等平均、互助思想为号召，吸引了大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加入。嘉庆元年（1796 年），白莲教起义在川、楚、陕等地爆发，起义军快速地发展壮大，给清朝的统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这场起义持续了九年之久，清廷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才将其下去，但清朝的国力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乾隆时期，文字狱的盛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了文化发展的巨大阻碍。据统计，乾隆一朝的文字狱多达 130 余起 ，远超于了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文字狱的总和。在这些文字狱中，乾隆帝往往以极其严苛的标准来判定罪行，许多文人墨客仅仅因为诗文中的只言片语被认为有影射朝廷、诋毁皇帝之意，便被卷入其中，遭受残酷的迫害。
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便是乾隆朝文字狱的典型案例之一。胡中藻是乾隆元年的进士，曾任内阁学士、广西学政等职。他平日里喜欢作诗，著有《坚磨生诗钞》。然而，这本诗集却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乾隆帝在审阅《坚磨生诗钞》时，认为其中的许多诗句都含有对朝廷的不满和讽刺之意。
例如，诗中有 “一把心肠论浊清” 一句，乾隆帝认为 “浊” 字加在 “清” 字之前，是对清朝的污蔑；还有 “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 等句，乾隆帝也认为是在暗指清朝统治的不稳定。此外，胡中藻在诗中还引用了 “一世无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 等语句，被乾隆帝解读为是对清朝统治的诅咒。在乾隆帝的盛怒之下，胡中藻被革职拿问，最终被斩首示众。此案还牵连了许多人，胡中藻的老师鄂尔泰虽然已经去世，但也被乾隆帝撤出贤良祠，其家属和族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
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徐述夔是乾隆年间的一位举人，他在生前写了许多诗，其后人将这些诗整理成《一柱楼诗集》刊印。然而，这本诗集却被人告发其中有 “大逆不道” 之语。例如，诗中有 “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 一句，被认为是表达了反清复明的思想；还有 “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 一句，“壶儿” 音同 “胡儿”，被乾隆帝认为是对满人的侮辱。乾隆帝得知此事后，下令严查。徐述夔虽已去世，但仍被开棺戮尸，他的儿子徐怀祖也被斩首，其孙子徐食田、徐食书等被发配新疆，诗集被全部焚毁。此外，与此案相关的一些官员也因失察或查办不力而受到了严厉的惩处。
这些文字狱的发生，使得知识分子们人人自危，不敢轻易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他们在创作时，不得不小心翼翼，生怕因为一句话、一个字而触犯忌讳，招来杀身之祸。在这种恐怖的氛围下，文化创新和学术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学者们不敢进行独立思考和研究，只能埋头于故纸堆中，从事一些繁琐的考据工作，以避免触怒朝廷。这导致了清朝的学术思想逐渐走向僵化，文化发展陷入了停滞。许多有才华的文人墨客，因害怕文字狱的迫害，放弃了自己的创作追求，使得清朝的文学、艺术等领域缺乏创新和活力。同时，文字狱也使得社会风气变得虚伪和压抑，人们不敢说真话，只能阿谀奉承，迎合统治者的喜好。这种风气的蔓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腐败和堕落，为清朝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乾隆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逐渐走向封闭与保守，闭关锁国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中国逐渐与世界隔绝，错失了融入世界发展潮流的绝佳机会。
1757 年，乾隆皇帝颁布了一道影响深远的谕旨，宣布关闭闽、浙、江三处海关，仅保留广州一口通商 。这一决策标志着清朝的对外贸易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从相对开放走向了高度封闭。在此之前，康熙皇帝于 1684 年开放了闽、粤、浙、宁四处通商口岸，结束了长达三十年的海禁政策，使得东南沿海地区的贸易活动得以蓬勃发展。然而，跟着时间的推移，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商船频繁在中国沿海活动，其贸易规模与影响力逐步扩大，这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担忧。为了加强对对外贸易的控制，防范外国势力的渗透，乾隆皇帝最终决定实施一口通商政策。
除了限制通商口岸外，乾隆时期还对对外贸易进行了严格的管控。清政府设立了广州十三行，作为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机构，负责管理和垄断对外贸易。外国商人来华贸易，一定要通过广州十三行进行，不得与中国商人直接交易。广州十三行不仅垄断了进出口贸易，还承担着替外商缴纳关税、管束外国人等职责，成为了中外贸易的中间环节和清政府控制对外贸易的工具。同时，清政府对进出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也进行了严格限制。对丝绸、茶叶、瓷器等传统出口商品，实行限额出口，以防止资源外流；对一些西方的工业产品，如钟表、呢绒等，则采取限制进口的政策，认为这些商品是 “奇技淫巧”，对中国的民间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构成威胁。
此外，乾隆时期还对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进行了诸多限制。规定外国人在广州的贸易季节只能在商馆附近活动，非贸易季节则必须迁往澳门居住；禁止外国妇女进入广州城；除通事和买办外，外商不得雇佣中国仆役。这些限制措施旨在减少外国人与中国民众的接触，防止西方思想和文化的传播，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秩序。
1793 年，英国政府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改善中英贸易关系，派遣了以马戛尔尼勋爵为首的庞大使团访华。这一事件成为了乾隆时期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深刻地反映了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弊端和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落后地位。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背景，是 18 世纪 60 年代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英国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急需开拓新的市场和原料产地。而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庞大人口和丰富资源的国家，自然成为了英国的目标。英国政府希望能够通过与清朝的谈判，取消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中的种种限制和禁令，打开中国的门户，扩大双方的通商。为此，马戛尔尼使团带来了大量的礼物，包括天文仪器、机械制品、武器装备等，展示了英国的科学技术实力和工业成就，试图以此吸引乾隆皇帝的兴趣，为通商谈判创造有利条件。
然而，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过程并不顺利。从一开始，双方就因为礼仪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清朝官员要求马戛尔尼使团在觐见乾隆皇帝时行三跪九叩之礼，而马戛尔尼认为这是对英国君主的不尊重，坚持只行单膝跪地之礼。经过一番艰难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妥协，马戛尔尼使团在觐见乾隆皇帝时行单膝跪地之礼。但这一礼仪之争，已经为双方的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随后的谈判中，马戛尔尼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通商要求，包括允许英国派遣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准许英国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地进行贸易，在舟山附近指定一个小岛供英国商人居留和存放货物，允许驻在澳门的英国商人居住广州，英国商品在中国内河运送时争取免税或减税等。然而，乾隆皇帝以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为由，拒绝了英国的所有通商请求 。乾隆皇帝认为，中国是天朝上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物产，不需要与外国进行贸易往来。他没意识到英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变革，也没有认识到与世界接轨的重要性，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对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视而不见。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失败，使中国错失了一次融入世界发展潮流的机会。这次访华让英国看清了清朝的腐朽和落后，也为后来的战争埋下了伏笔。此后，英国不断寻找机会，试图打开中国的大门。1840 年，英国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发动了战争，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从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了长达百年的屈辱和苦难之中。
清朝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满汉矛盾始终是影响其政治稳定的主要的因素。在乾隆时期，尽管清朝政权已日益巩固，统治者也在不断调整满汉关系，但民族矛盾依然存在，并且呈现出复杂性、隐蔽性和长期性的特点。
乾隆时期，满汉矛盾在统治阶级内部和民间都有所体现。在统治阶级内部，满汉臣工之间有着 “满汉成见” ，由于利益不均衡引发了诸多矛盾与冲突。乾隆未解决八旗生计艰难问题，在政治上采取了扩大八旗仕进之途的措施，如扩大满员题补京官的范围，扩大地方、基层补放满员等 。这些举措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影响了汉官的利益，导致汉官心生不满。例如，乾隆八年发生的杭世骏事件，便是典型的因统治者倚任满官而引发汉官不满的事件。杭世骏在《时务策》中直言：“意见不可先设，轸域不可太分，满洲才贤虽多，较之汉人，仅什之三四，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 他的这番言论直接指出了乾隆时期在官员任用方面存在的 “重满轻汉” 现象，这也反映出当时汉官对于自身政治待遇的不满以及满汉之间的矛盾。
在民间，汉族士人潜藏的民族意识和不满情绪依然存在，下层汉族民众的反清斗争也时有发生。虽然清朝统治者极力推行满汉融合政策，如尊崇儒家文化，吸纳汉族上层人士参与政权等，但汉族民众对满族统治的抵触情绪并未完全消除。一些民间秘密结社，如天地会等，以 “反清复明” 为口号，不断组织和发动反清活动。这些秘密结社在民间广泛传播，吸引了大量对清朝统治不满的民众加入，他们的存在对清朝的统治构成了潜在威胁。此外，满汉人民因风俗习惯、文化、心理、宗教信仰等民族差别而产生的矛盾与冲突也时有发生。例如，满族的剃发易服政策在汉族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感，虽然经过多年的强制推行，这一政策已被大多数人接受，但在民间仍存在着一定的抵触情绪。
乾隆时期，社会矛盾的激化还体现在农民起义的频繁爆发上。这些起义犹如星星之火，逐渐形成了燎原之势，对清朝的统治秩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山东临清爆发了王伦起义。王伦是白莲教的分支清水教的教主，他利用宗教组织发动起义，以 “反对贪官污吏，劫富济贫” 为口号，吸引了众多贫苦农民的响应。起义军迅速攻占了临清城，切断了南北交通的大动脉 —— 运河，对清朝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虽然王伦起义最终被清军，但它打破了近一个世纪中原无战争的升平局面，揭开了乾隆时期农民起义的序幕。
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和四十八年（1783 年），甘肃先后爆发了苏四十三和田五领导的起义。这两次起义的起因是内部的宗教矛盾以及清朝官府的腐败和民族压迫政策。在内部，新教和旧教之间有着激烈的斗争，而清朝官府在处理宗教纠纷时往往偏袒旧教，打压新教，这进一步激化了的不满情绪。苏四十三和他的弟子田五分别率领新教发动起义，他们攻占了许多州县，杀死了不少清朝官员和旧教首领。乾隆皇帝调集了大量的清军进行，经过激烈的战斗，才将这两次起义下去。
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台湾发生了林爽文起义。林爽文是天地会的成员，他领导台湾汉族和高山族人民为反对清朝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而起义。起义军迅速占领了台湾的大片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年号顺天。清朝政府大为震惊，急忙调派水师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等率兵渡海赴台增援。但清军在台湾遭遇了起义军的顽强抵抗，战事进展不利。后来，乾隆皇帝改命大学士福康安为将军、领侍卫大臣海兰察为参赞大臣，率领大军前往台湾。经过一年多的激战，清军才最终了林爽文起义。
乾隆六十年（1795 年），贵州、湖南等地爆发了苗民起义。这次起义是由于清朝政府对苗族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引起的。苗族人民长期遭受清朝官员和汉族地主的欺凌，生活困苦不堪。在这种情况下，苗族首领石柳邓、吴八月等人率领苗民发动起义，提出了 “逐客民，复故地” 的口号，得到了广大苗民的积极响应。起义军迅速控制了贵州、湖南的许多地区，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乾隆皇帝调集了云、贵、川、湘、鄂五省的兵力进行围剿，但起义军凭借着险要的地形和顽强的斗志，与清军进行了长达十二年的艰苦斗争。直到嘉庆十一年（1806 年），苗民起义才被最终下去。
嘉庆元年（1796 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是乾隆时期顶级规模、维持的时间最长的一次农民起义。白莲教是一种由摩尼教、弥勒教、道教和佛教等宗教融合而产生的民间宗教，它以 “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 等平均、互助思想为号召，吸引了大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加入。白莲教起义最初在湖北、四川、陕西三省交界地区爆发，随后迅速蔓延到河南、甘肃等省。起义军以 “” 为口号，对清朝的统治发起了猛烈的冲击。他们采用游击战术，神出鬼没地打击清军，使得清军疲于奔命。白莲教起义持续了九年之久，清政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才将其下去。据统计，在白莲教起义的过程中，清政府共耗费军费达二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五年的财政收入 。这场起义给清朝的统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使得清朝的国力急剧衰退，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这些农民起义的频繁爆发，充分显示出社会底层人民对清朝统治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它们不仅削弱了清朝的统治力量，也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使清朝的统治根基受到了严重的动摇。而乾隆时期的一系列政策失误和社会问题，如政治腐败、土地兼并、贫富差距悬殊等，正是导致这些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
乾隆在位的六十余年，无疑是清朝历史上极为关键的一段时期。他在早期凭借着卓越的政治才能和积极的治理举措，将 “康乾盛世” 推向了巅峰，使清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使得国家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人口数量也随之急剧增长。在文化领域，他组织编撰了《四库全书》，这部规模宏大的丛书涵盖了丰富的知识和文化遗产，对保存和传承中国古代文化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在军事上，他平定了诸多叛乱，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和控制，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然而，乾隆后期的一系列行为却给清朝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他的好大喜功、奢侈浪费，使得国家财政陷入困境，百姓生活负担加重。他对和珅等贪官污吏的纵容，导致官场腐败成风，卖官鬻爵现象盛行，官僚体系逐渐崩坏，政府的公信力和行政效率一下子就下降。文字狱的盛行严重禁锢了思想，阻碍了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使得社会缺乏活力和进步的动力。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使中国与世界隔绝，错失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逐渐落后于西方列强。民族矛盾的暗流涌动和农民起义的烽火燎原，进一步削弱了清朝的统治根基，社会动荡不安。
乾隆时期的种种举措，对清朝由盛转衰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他的统治后期所积累的诸多问题，如政治腐败、经济隐患、文化禁锢、对外封闭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等，在他之后的嘉庆、道光等朝逐渐显现并加剧，最后导致了清朝的衰落和灭亡。从乾隆时期的历史中，我们大家可以深刻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并非一蹴而就，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统治者的决策和行为对国家的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任何的骄奢淫逸、固步自封都可能会引起国家的衰败。同时，我们也应该从历史中吸取这次的教训，在当今时代，要保持开放的心态，积极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经验，不断改革创新，加强廉政建设，关注民生，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和谐稳定，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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